谈成长：在最出名的时候选择真正面对内心

胡正跃：时间过得真快啊，说话间我们认识已有11、12年了。

薛伟：是啊！那时候我刚从美国回国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对国内情况和氛围感到有些陌生，后来认识了你,感到特别投缘。

胡正跃：我当时刚从驻马来西亚大使位置上奉调回国，先在外交部国外工作局当局长，后来又转任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虽然2004年我们才认识，但对你的大名却是仰慕已久。我在大使官邸办活动放的多数作品都是由你演奏的，“梁祝”的旋律至今萦绕在耳。作品好是一方面，同时也因为你是中国人，向外国朋友介绍起来倍感光彩。

薛伟：谢谢，以前我们这些音乐人只关注做好自己的音乐，没想到还能间接为社会发挥一些积极作用，这也是我认识你之后受到的启发。

胡正跃：我知道你少年成名，获奖无数，但还是想对你的成长过程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也可以对其他艺术家有所启示。

薛伟：我８岁开始学习音乐，14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19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两年后赴英国（伦敦市政厅音乐戏剧学院）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 & drama学习。获奖方面，1981年全国青少年小提琴比赛获第二名；1982年英国Carl Flesch比赛获小奖；1983年日本国际音乐比赛获第三名；1986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比赛获第二名；1986年又参加伦敦Carl Flesch比赛获第一名，并囊括所有项目奖项；1986年获得LPO英国爱乐艺术先锋独奏家奖。

1989-2001年任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教授（Royal Academy of Music ），2001一2003年移居美国，期间，在Georgia 州和Kentucky的两所音乐学院做了点教学工作，但是心思不在，所以2003年年底回国，任教中央音乐学院。

胡正跃：你也是中国较早的国际职业演奏家。从出国学习到参加比赛获奖，再到职业演奏家，仅仅花了1年多时间。

薛伟：是的，我1986年底签约了一家国际经纪公司。毫无准备的被推到了一个国际性的演奏生涯。就这么进入到一个人生新的阶段。

对于刚刚走出国门的八十年代学生来说，我当时远没有准备好。因为在国内音乐院的学习面比较窄，学识捉襟见肘，而职业演奏家需要掌握广泛的曲目，应对媒体也需要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智慧。在刚步入职业演奏家的初期，做到这些是很困难的，但是事业和生存都要求我有求必应，所以压力很大。成长的过程痛苦而且漫长，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挺过来的。

胡正跃：痛苦漫长如何讲？

薛伟：我认为国际化演出体制对年轻人来说是不健康的，因为其结果经常是天才被毁，而次一等人才，因为其粗犷的神经和耐力以及几箩筐的知识都意味着他们能经受住折磨，有存活机会。事实上，从出道开始成长为音乐家是需要时间来浸泡、来逐渐成熟的。但一旦签署经纪公司，就等同于打了催生剂来“拔苗助长”，会过早的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音乐家会很快面临“枯竭”。

作为对音乐较真的演奏家，不诚实面对自己是不可能的。不到一年时间，我就意识到自己的灵感枯萎了，心灵枯萎了，身体劳顿不堪。同时，我认为自己不配享有这样的荣誉。虽然我照旧同欧洲大部分乐团都有合作，但心里面挺彷徨的。记得有一次去赫尔辛基演奏西贝柳斯，演出结束我很痛苦，暗自流泪，一晚上睡不着，那时候这样的情形时常出现。

胡正跃：流泪是因为对不起观众还是自己成长过程中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薛伟：二者都有。我清楚自己有什么样的潜力，但已力不从心了，不能达到预期的标准，我又无法原谅自己。对于掌声我心里倒是不太看重。但力不从心就满心想的是征服；但这不是力气活啊，自己不够强大，怎能心平气和?没有平实的态度又怎样获得人心呢

胡正跃：你很谦虚。“谦谦君子”的品质是很宝贵的，可惜这些好的品质越来越稀少，这是我们着急的。

薛伟：克里斯那穆提讲过一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说谦虚是什么？谦虚能学到吗？他说谦虚是天生的。我想自己可能真的是有这种天生的个性，我在最出名的时候是选择真正面对自己内心的。

谈创作与教学：没有创造力等于死亡

胡正跃：我有个问题，现在物质条件已经好得不得了了，但为什么这么多年除了《梁祝》以外没有一首好的作品出来？你怎么看？

薛伟：这个我没有完整思考过，但我意识到了一点，要想培养出有创造力的人才，思想要启蒙，教育要解放。

目前教育者好心选择后的诸多价值观是需要推敲的。艺术家要有反叛的精神，有反省的能力，有正视自我的勇气，但是我们接受的教育里面很少有这些东西。社会上诸多思想的内涵其实是对人性的压抑，对创造力、反省力的毁灭。它要求我们克制、自律，不能充分正视内心，要遵循指定的标准做事。而这一切都是创造力、发展力之死敌，没有正视自我，哪来的个性、哪来不同的切入点呢？如何去创新呢？很难产生真正的艺术大师。

所以你看，今天的社会、科技是进步了，但思想、创新的能力没跟上。我们在传统思想与经验的温室里被呵护、培养长大，而思想和经验是属于过去的，我们常被过去所约束，可若是扔掉这一切，则可能遭到生活立竿见影的报复。由于教育所致，我们缺乏认识自己、承认事实的勇气。头脑变得狡猾，善于自欺欺人、不能正视自我，最后把自己引到一种两难境地、苦难的深渊。由于我们不提倡批判精神，也就难以摆脱成长的烙印、文化的影响，从而无从创新，这是发展的悖论，是科技、社会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其实我们国家的进步有目共睹，今非昔比，科技在发展、世界在变化，连人类的基因都在变，难道我们不需要调整步伐，思想不需要进步？教育者应该有更多的自信与包容，这对国家有好处。

胡正跃：我看过你为学生授课的情形，切中要点，很有激情，深受学生欢迎。这是怎样做到的？

薛伟：作为职业，激情随着不断的重复很容易沦落为煽情、矫情。推陈出新才能保鲜，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不断地寻找新视角，提升自己。有高度才有纬度，有纬度，激情才有温度，你才可以确信这温度会烫手。我和学生们都挺喜欢体验这个过程的。

胡正跃：哪些重要的东西是必须要教给学生的？

薛伟：首先是解读作品中心思想，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有特别强的思想性。但是一部真正不朽的巨作都是有非常强的思想性和哲理性的。我会引导他们去挖掘，告诉他们具体的手段，找出思想轨迹，不是抽象的、一厢情愿的解读，是有证据的。同时也提醒他们随时倒空自己、经常抛弃已有的成功经验，创造出自己的独特的切入点，并符合逻辑的支撑，让音乐耳目一新。

事实上在很多年里我都没有意识到创造性的重要。演奏本身就是一个二次创作的过程。如同一个剧本让不同的演员来演，虽然台词一样，但每个人的解读都会不同。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使作品张力、深度有巨大差别。

胡正跃：对于目前国内有志于学习音乐的青少年，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怎样看待国内和国外教育的区别？是不是国内的基础教育更好一些呢？国内教育和国外教育怎么分工、两者怎么才能更好地结合起来？我想音乐即文化，如果对文化不了解那么就无从谈起音乐。

薛伟：的确如你所说，音乐即文化，不是单纯的几个音符，音乐背后的意义和价值都体现在文化上。至于在哪里学、怎么配合，也许国内打基础可能便利一些，以前我也会这么看，但现在会保留怀疑。学音乐是讲求想象力、创造力，这样的能力应该从小培养，至于技术，说实在的，知道的越多，就越不在乎这点手艺。当然没有技术也是绝对不可以的，但它肯定不是演奏的全部，音乐才是演奏的目的。国内学音乐有很多情形是仅挂在嘴上的，事实上把它当作一门技术活，和其他手工艺劳动者没有多大本质的区别，但如果说等技术学好了再到国外去可能为时已晚，也许创新能力和勇气磨损严重，所剩已经不多了。

胡正跃：所以我们的音乐要从师资和家长抓起，能不能这样讲？

薛伟：的确如此！

我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我们学院考试的时候一般就是演奏一首作品就行。而我要求学生除了演奏之外要写一篇论文，

A：对选择的作品做背景分析并对作品思想作出解释

B：举例说明你是如何表现答案A所阐述的观点和判断。

比如哪些音符体现了民族的性格、时代的风格、那些体现了思想与哲理。我想要的就是这个，抽象的艺术能作具象的解答吗？虽然很难，但是可能的。

胡正跃：这里有很多学问而且至关重要。很多孩子学了半天可能思路不对。

薛伟：是啊，这里需要的是提升格局意识，功夫在诗外。

胡正跃：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大师级的音乐家会不会越来越多呢？

薛伟：这不好推断。苗子我们有，从苗子到大树可能需要多元化及宽松的文化，耐心等待应会有突破。

胡正跃：可以通过国际交流再学习。

薛伟：交流再学习一定会有帮助，但从小养成的一些错误理念一辈子都会不经意地、变着形态地发挥其作用。我们可能终生难以挣脱这种无形的枷锁。

要有所突破，也许音乐学院应该打通所有的课，同时让哲学回归社会，使信息量、也就是学院讲的“知识”提炼出文化。如果科目融通，思想拓宽，慧眼就开了，问题应该能解决，只是费用高、时间长，我们要有耐心。

胡正跃：你的学生有一首四重奏演奏在国际比赛中拿了金奖，这几个孩子看上去很阳光，英姿勃发的样子，他们早晚会成为国人的骄傲。你觉得成就感和责任感哪个更大一些？

薛伟：我不是特别在意学生们拿不拿奖，因为这对于社会、国家来说微不足道，改变不了什么。如果音乐人能够摆脱小圈子，提升格局意识，认识到音乐的社会功能和作用，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深层作用，造福社会、成就自我，这才是我很想看到的。

谈使命：社会责任使音乐人生厚重丰满

胡正跃：记得我在外交部开设了一个“青年外交官系列文化讲座”，第一讲请的是王蒙，之后是刘心武和何振梁。第四讲是你的“从音符到音乐”。那个讲座是一个经典，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播放了很多次，现在还能在网上看到。外交系统就更不用说，我们录制了光盘，配发给部机关各单位以及驻外使领馆，受益者众，涵盖了几代年轻外交官。影响之广、之好、之远，超出预期。

薛伟：那也是我首次做这种形式的公开课，事先做了不少功课，也可以说是我对几十年音乐生涯的回顾和归纳，可能不是很全面，但态度是真诚的。我试图用深入浅出、形象的语言告诉听众怎样去认识音乐。也正是从那次开始，我在不同场合做了多次公开课形式的音乐讲座，受众面越来越广，所讲内容也逐步深入。回想起来，这是一件让人充实和有益的事情，一方面迫使自己思考很多问题，另一方面也借此让好音乐走进百姓，交接地气。有时候，只有当身体力行做一些工作时，方能促使你对音乐、对人生深入思考，做出新结论。

胡正跃：过去这些年，你应邀参加了大量与外交有关的活动，比如为金日成、金正日、西哈努克、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时任印度外长后出任印度总统的普拉纳布·慕克吉、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金砖五国等国家领导人演出表演，这方面你有什么收获和体会？

薛伟：音乐服务社会的尝试，让我很有感触，音乐本不是为现实和生存目的而催生，它是现实和生存收获的理想之果，所以它有高度。无私则成私，服务社会理应自然。

如果说音乐之美能立刻改变世界，那就低估了人的智力和功利之心；如果说利益与美之间的博弈胜出者一定是前者，那我们可能忽视了善的作用、意欲的力量。在交往中我们常可以看到，不管人们来自哪个国家、阶层，在真、善、美的认知和追求上，愿望如此相近，通过音乐对心的作用，让束缚一点一点被撑开，让彼此间的好感填平鸿沟、渐趋共识。

参与这些活动对我来说意义深远，我的艺术创作、教学方向也逐渐调整，力图让音乐在外交甚至更大范围中发挥作用。

胡正跃：我们还请你参加了“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会的工作，你是那一届唯一的艺术家代表，你自己的定位和作用是怎样的？

薛伟：这些活动让我体会到了更多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参与一系列外交活动使我的教学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更多地挖掘音乐的社会性、功能性，让学生们认识到自己可能对社会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强化音乐人的社会责任意识。

好的艺术形式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音乐不能解决问题，但能悄悄改变我们的基因，让卑下萎缩，激活并放大埋藏深处的善良、神性的部分，让生命静悄悄地趋向饱满，铲平通往更高境界的障碍。它的社会功能或许就藏在这里吧。

胡正跃：我在政协提过一项建议，做起来可能有一定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华人中有很多顶尖的音乐家散落世界各地，我们可不可以成立一个世界华人乐团，通过一个音乐节把这些人整合在一起。一方面是联谊，同时也可以展示华人对音乐的追求，通过同台演出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

薛伟：这个想法很有亮点，华人中有不少世界级的明星，把明星们组成一个有代表性的，体现文化大国、强国形象的明星团，周游列国，与各国音乐家们合作演出，它一定会带来强烈的震撼效果，通过他们对西方音乐的杰出诠释，也可以让听众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增进彼此之间了解。

胡正跃：未来有什么打算？您是大师，背负使命。

薛伟：没有特别的打算，只希望有一天能真正超越一切，获得全然的自由，我想这种饱满的状态会让使命走得更远。

我有时会突发奇想，有没有不同的方式来服务社会呢？在社会普遍的利益至上现实心态面前，或许超然的价值观、追求真我的勇气，本身就是财富和意义。用“不够现实”的方式来继续我的生活，是不是一种教育和回馈呢？。

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冥冥之中会有一种对国家的责任感、使命感，爱自己的国家也是一种天然的本能，作为音乐家，人们说的“心灵工程师”，排除文化、民族的意识是我的愿望，愿望可能永远也不会实现，但还是愿意执迷地希望博爱有一天会普撒这个不太美好的世界。

胡正跃：这个采访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

薛伟：音乐家这个职业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美好。我爱音乐，但讨厌这职业，因为本质上来讲，音乐家生存是需要取悦大众的。你的引领启发拓宽了我作为音乐人的视野，并开始乐于承担社会责任，我要感谢您，让我原本单调功利的的音乐人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厚重、丰满、快乐起来了。